初遇李安
沒有台灣的電影輔導金，就沒有李安的《推手》和《喜宴》，就沒有今天的《斷背山》、《少年Pi的奇幻漂流》，我們甚至可以大膽地說：沒有當年徐立功先生的慧眼獨具，就沒有今日的李安！李安曾推崇徐立功先生是「電影人最好的朋友、貴人、知音，電影原本是遙不可及的夢想，遇到徐老闆之後就實現了。」許多人總以為徐立功製片與李安導演合作的故事，是從《推手》開始。殊不知，早在徐製片任職國家電影資料館館長時，就和這個遠在美國紐約的年輕學生接洽過。徐製片對於李安的第一印象是什麼呢？徐製片給了我們「麻煩！」這樣耐人尋味的回答。
一九八零年，李安取得伊利諾大學戲劇系導演組藝術學士學位後，進入紐約大學電影研究所就讀。在攻讀電影製作碩士學位時，他密集地創作、拍攝短片，後製完成後，便將作品寄回臺灣國家電影資料館留存、爭取播映機會。而有趣的是，李安總會鍥而不捨地追蹤播映狀況，例如播放場地、入場方式、觀眾的反應、評價……等，「這年輕人問題很多、龜毛，以後沒事還是少惹他。」徐立功製片當時這樣想，而他萬萬沒想到，這個讓他覺得「麻煩」的年輕人，日後竟然與他一同打造了許多影壇奇蹟。
一九九零年，李安三十六歲。在畢業後的六年間，李安住在紐約郊區，一邊撰寫電影劇本，一邊準備全家的飲食、照顧孩子，是個不折不扣的「家庭主夫」。這段年復一年坐困愁城、幾乎可說是毫無進展的漫長時日，到了一九九零年年底因《推手》、《喜宴》接連獲得新聞局優良電視劇本首獎及二獎的肯定，才有了一絲轉機。
李安導演返臺領獎期間，專程拜會了時任中影副總經理兼製片部經理的徐立功先生。「他穿著破舊的牛仔褲、洗得變色的藍色T恤，對我靦腆一笑，露出他招牌的酒窩……」回憶起第一次看到李安，徐立功製片仍感記憶猶新。徐製片對於《推手》裡所描摩的黃昏之戀、祖孫情誼與中西異同大感興趣，在尚未與公司報備的情況下，衝動地脫口而出：「李安，你願不願意替中影拍一部影片？」允諾提供一千兩百萬臺幣的資金拍攝《推手》，開展了這位在茫茫人海中潛藏六年的青年藝術家的電影路。
「給我三天的時間考慮吧。」四處碰壁了多年，面對這樣幾乎是從天而降的大禮，李安仍是不失冷靜。在這三天裡，李安四處訪價、尋找工作人員。用一千兩百萬臺幣完成一部電影，並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幸運的是，李安的研究所學弟兼好友林良忠攝影師，其父為著名的電影攝影師林贊庭，帶來了及時雨——器材贊助。表面上是請李安為其公司「益豐片場」測試機器，實則是以極低的價格租借拍攝器材給李安。於是，李安迅速地在三天內敲定了人事與預算，決定開拍《推手》。
風雨同舟的電影路起點：《推手》
滿懷著雀躍和期待要給徐立功製片答覆的前一天晚上，李安卻一夜無眠，徐製片在城市的另一端也有同樣的煩惱：在這三天裡，有片商耳聞李安將開拍《推手》，願意出資贊助。隔天，李安帶著濃重的黑眼圈，開門見山地說：「《推手》若是合資就不拍，只有中影出資就開拍。」這與徐製片的想法不謀而合，徐製片聞言大喜，進一步洽談合作細節時，李安告訴徐製片說：「我還需要一位製片，這位製片要瞭解《推手》這份劇本、還要能準時讓資金到位。」這句話可說是巧妙地「推坑」了徐製片與他一同合作《推手》，開啟了一連串奇異的旅程。
《推手》大約只花了十四個工作天，拍攝完成後，李安即快手剪了三小時毛片、邀請徐製片到紐約看初剪。「一起看片的時候，李安都沒在看螢幕，都在看我！」徐製片笑著說，也足見李安兢兢業業的工作態度。在後期製作期間，李安告訴徐製片電影需要「傳統、帶有中國色彩」的電影配樂，屬意客居紐約的中國音樂家瞿小松，但作曲及錄音費用大約還要花上一百多萬臺幣。徐製片二話不說，馬上出馬和瞿小松洽談合作，正巧徐製片也熟識瞿小松當時的戀人——女星白靈，多方美言之下，瞿小松接下了《推手》的配樂，且僅收取錄製的基本費用。「李安大概看我辦事還算有力，」徐製片笑著說：「後來就很樂意來和我合作。」在紐約看《推手》後製的兩週，徐製片當時總是在心中這樣暗想：「是不是可以快一點……」，每天陪著李安剪片，徐製片見識到李安與他的團隊追求完美的工作態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徐製片回臺灣的前一天晚上，李安邀請他到家中用餐，由李安母親與李安太太掌廚。正當徐製片納悶為何李安家沒有餐桌時，李安才不好意思地道出《推手》裡的道具正是李安家裡的餐桌，因為拍攝時被毀損，還來不及修復。拍片時，李安請不起童星來飾演《推手》裡的孫子吉米，靈機一動便請自己的兒子來飾演。李安當時如此「嚇唬」大兒子李涵：「你要是不好好演的話，我老闆會把你Fire掉！」也導致當天用餐時，李涵總是以驚懼的表情遠遠地觀察徐製片、不敢和他說話。雖然最後中影追加六十萬預算，《推手》仍是一部在萬分艱困的預算下完成的難得作品。
《推手》是徐立功擔任製片的第一部電影，在臺灣上映後，徐製片每天都到中國戲院前的咖啡館，遠遠地觀察售票狀況，李安也會來關心票房。當時，徐立功告訴李安，拍攝、後製的工作已經結束，後續的宣傳、通路是他身為製片該做的工作，導演應該專心於創作，不必多花這個心思，然而李安告訴他：「做一個導演是很寂寞的，只有到戲院看到觀眾時，我才覺得我不是孤獨的。」這樣的想法，也可從李安這十餘年來的電影手法略知一二，對比於當時台灣電影氛圍如侯孝賢、蔡明亮之輩的導演，「我認為李安是喜歡擁抱觀眾的。」徐製片如此說。對於當年台灣電影「藝術」與「商業」的拿捏，影壇也有許多討論，中國電影導演胡金銓即說過：「你的童年不是我的童年」，指涉當時臺灣電影耽溺於創作者自身的藝術追求以致市場反應不佳，李安可說是當時臺灣電影中的異數。
更上一層樓：《喜宴》
完成《推手》之後，原班人馬開始籌拍《喜宴》。但因喜宴是同性戀電影，所以當時中影頗有微詞、但也不便明言拒絕李安，遂開出一連串苛刻的條件，李安逐條完成後，中影還是拒絕合作。李安無可奈何之下，問了徐製片該怎麼做。「連我都不怕，你怕什麼？」徐製片冒著丟官的危險，再度擔起《喜宴》製片，也因為議題特殊，他也特別叮嚀：「不要讓人覺得拍這是剝削同性戀。」，仔細地與團隊修訂了腳本，以兩千五百萬臺幣預算開拍《喜宴》。
選角時，徐立功製片大膽建議女角起用金素梅。行事謹慎的李安，租了輛計程車、隔天便開車到新營看金素梅演戲、亦當場敲定讓金素梅飾演《喜宴》片中的女藝術家顧葳葳。金素梅為了此片煞費苦心：因為英文不夠流利，她用注音符號密密麻麻地在劇本上標註出各個單詞的唸法；李安認為她腳步不夠輕快，走路姿態不似一個在紐約發展的青年藝術家的步伐，便要她平時在腳繫上磚頭、開拍時再除去，以土法煉鋼的方式來做演員訓練。《喜宴》男主角本屬意湯志偉，因其在教會中熟讀聖經，英文程度佳，但最後因拍戲時間衝突而無法拍攝。此時，有位住在三重的空少偶然間看了《推手》，相當喜歡，便帶了一張照片到中影試鏡，希望出演李安的電影，他便是趙文瑄。李安工作相當嚴謹，要求趙文瑄錄一段影像寄給他做試鏡、之後更要求趙文瑄本人到紐約和他討論劇本、進行一個月的演員訓練。巧的是，因為趙文瑄是空少退休，飛到紐約不成問題、演出的意願也十分高昂。在一連串的天時、地利、人和之下，《喜宴》浩浩蕩蕩地開拍了。
有別於李安首次導劇情長片《推手》時的生澀、不敢要求演員，拍攝《喜宴》的過程中，李安和演員有很多討論、甚至爭執。例如《喜宴》裡，老婦人氣極要咬兒子的手這段情節，即是歸亞蕾認為作為一個母親，憤怒、關心至極的肢體語言。此片在紐約拍攝完成後，李安來電堅持要徐製片到紐約商量一事：金素梅裸露的戲份是否要剪除？李安認為，因為藝術的完整性，若要剪，他必須自己來剪，而不能讓主管機關不明影片脈絡、囫圇地剪除。而徐製片認為，交由新聞局來剪，是因為礙於法規；交由李安剪，則是「強暴」了金素梅拍攝此裸露戲的敬業。於是，李安聽從了徐製片的建議，送出了完整的版本。而幸運的是，當年上映時新聞局也未剪除此片的裸露片段。
多管齊下打開國際知名度：《喜宴》柏林影展參展紀實
「談到李安的了不起一定要談到我的卑鄙！」是自嘲，也是驕傲，徐立功製片自己這樣說。《喜宴》是臺灣第一部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電影，也是第一次獲得柏林影展金熊獎的作品！國際影展是極具政治性的文化活動，「中國的文化部長也在台下，他們是一副志在必得的樣子！」回憶起當年的參展盛況與他國相關主管機關的重視程度，徐製片言語中難掩激動。
身為製片，徐立功以獨到的眼光與見解，讓《喜宴》如豔光四射的新嫁娘般，以最動人的姿態呈現於全世界影迷眼前。首先，《喜宴》在團隊赴柏林影展當天才在中影辦公室中首播，只有少部分媒體得以先睹為快，徐製片也約束媒體不得報導，先塑造出神秘感、讓大家引頸企盼。第二，團隊製作了大量的傳統中式婚禮佈置，準備在柏林影展進場時讓女主角騎著馬、大張旗鼓地宣揚《喜宴》這部片，雖然出發當天女主角金素梅臨時無法出席，但他急中生智，租下了鄰近影展地點的一間餐廳，將這些道具與喜幛陳列其中，在德國當地造成了話題。第三，每日上午九點到十二點、下午兩點到六點，安排李安於下榻飯店花園中接受不同媒體的訪問，李安可依據不同媒體性質，做關於《喜宴》不同深度、觀點的答覆。第四，密切與外交部駐德國辦事處連繫，動員當地僑胞來觀賞《喜宴》，為臺灣團隊助威。第五，與影展國際公關合作，開拓《喜宴》與李安後續作品的外國市場。
除了徐製片的苦心之外，李安也對《喜宴》參展下足苦工，仔仔細細地依據影展觀眾口味，重新翻譯字幕內容、甚至考量觀眾的反應時間，調整下字幕的時間點。「觀眾發笑、跺腳的時間點很整齊！」徐製片如此驚嘆。《喜宴》跨越文化藩籬，感動了各國觀眾，也在藝術取向濃厚的柏林影展中獨樹一格，一位中國記者在散場時如此描述：「你看看人家電影多好看，有笑有淚的！」
《喜宴》的成功，並不是偶然，而是李安沉潛多年的積累與團隊成員的合作無間所成就的甜美成果。李安在畢業後待業六年多的漫長時光，練就了一手好廚藝，因此有了《飲食男女》以七十五道中國名菜入電影的拍攝靈感。致力於推展臺灣電影的徐製片，堅持此片必須回到臺灣拍攝，因此《飲食男女》的工作團隊有八成以上非李安的原班底。有了前兩部劇情長片的經驗，拍攝《飲食男女》時，對李安來說就像是「治『電影』如烹小鮮」！李安的電影路，也愈走愈寬廣了。
柳暗花明又一村：《臥虎藏龍》
因「父親三部曲」的成功，徐製片邀請李安再次合作，拍攝中國傳統的武俠電影，這也是李安長久以來的夢想。一開始，李安本有意拍攝清代發揚太極拳的楊露禪「偷拳」的傳說故事。後來，在因緣際會之下，蔡國榮推薦了作家王度廬的《臥虎藏龍》，李安也認為相當合適，因原作者已逝世，製作團隊便以新台幣六十萬向作家王度廬眷屬購得此書版權。
「製作一部港式武俠片，至少需要（新台幣）五千萬的資金，在台灣拍，則需要三千萬。」徐製片點出當年拍攝武俠電影的產業概況。恰巧的是，有台灣的企業家願意投資美金一千三百萬拍攝、發行《臥虎藏龍》。「在發行十五年後版權再回到創作者身上，李安就拍。我們用十五年的時間，盡量讓出資方回收成本。」徐製片解說合作方式。當時，因該投資者日理萬機，極少過問創作事宜，只要求資金運用超過總額百分之五須知會他。在無後顧之憂的狀況下，《臥虎藏龍》製作人員匯集了中國、臺灣和香港的團隊，準備轟轟烈烈地大顯身手。然而，一九九七年爆發亞洲金融風暴。出資方本期盼能延後一年開拍，然而大部分角色檔期早已敲定，原出資方最後只得支付五百萬美金的毀約金退出合作。製作團隊也咬緊牙關，抓緊僅剩的時間帶著企畫書到各大影展尋找買主。所幸，哥倫比亞電影公司大手筆投資美金六百萬買下北美放映版權，加上導演李安、跑現場的武製片江志強、文製片徐立功到銀行擔保貸款，才得以順利開拍《臥虎藏龍》。
李安對於電影創作的嚴謹，也在《臥虎藏龍》製作期間體現在許多小細節中：幾乎凡事事必躬親的他，曾因勘景時在摔下山溝傷了腳，直到現在還有舊傷；也多次親自訓練演員、指導動作，對於不同演員，也都量身為他們設想最能引導他們入戲的方法。「拍竹林戲時，就點出他（周潤發）要有『玉樹臨風』之姿，還不是直接跟他講，而是說給武術指導聽，稍微大聲點，他在一旁聽到，勁就來了。」這是李安在《十年一覺電影夢》的訪談中，提及與資歷深的明星合作竅門：「跟他講有幫助，因為他腦海中能浮現出『形象』的效果。」此外，也如同自己性格一般，李安喜歡紮實、勤奮的演員。「章子怡就是一個例子。」徐製片如此道。拍攝期間每天從早到晚集中訓練，要學騎馬、練劍、練字、學禮儀、走花盆底……等等，因為臨時換角的緣故，章子怡開拍前一個多月才定案，在如此短的時間裡要把這麼多東西內化，其壓力可想而知，但當年才二十歲的章子怡全都熬過來了。
「《臥虎藏龍》最大的成功，即是把中國古老的『飛簷走壁』技術，以好萊塢的最新科技呈現出來。」徐製片如此總結。然而，不僅是硬體技術，舉凡團隊、劇本改編、資金結構、行銷操作……等，《臥虎藏龍》在商業回饋與藝術價值上皆得到傲人成就，無疑是電影工業中絕佳的東西方文化交融典範。
做永遠的伯樂
自一九六八年開始編寫電視劇、出任文化相關公職、到涉足電影製作，徐製片大半輩子都奉獻給了華人的影視製作產業。面對瞬息萬變的電影工業，徐製片認為成功電影不太能找到一定的規律，但成功典型皆是有自身文化觀點的。「文化不一樣，拍出的電影就不一樣。」徐製片直言：「李安的《胡士托風波》、《與魔鬼共騎》就很難搔到癢處。」李安不斷突破、嘗試創新的企圖固然可喜，但筆者也深深期待有下一部如《臥虎藏龍》般的電影，以全世界共通的「人性」做骨架，完美揉合東方底蘊與西方優勢，讓全世界的觀眾看見與自己熟悉的文化相異的哲學觀點、進而同理、關懷不同的族群與文化。
「每個人都要為自己活著找到理由，」身為李安電影製作團隊的老班底，徐製片坦言總像是一直活在他的光芒之下，他也勉勵大家找到自己的定位：「不要活在自卑裡。」於一九九七年創立、經營「縱橫國際影視股份有限公司」，徐製片希望自己能發掘更多有潛力的創作者、協助他們圓夢。正在籌備《滿月酒》上映的徐製片，在此片的台裔美籍導演鄭伯昱身上看到了李安當年奮鬥的樣子，便欣然與他合作。「如果李安的成功是個機緣，那發掘出下個新星對我才是肯定。」徐製片如此自我期許，要做永遠的伯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