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著使命感與道統拍電影——訪導演李崗

俗話說：「打虎還得親兄弟，上陣須教父子兵。」在台灣影壇中，正有這樣一對才華橫溢的親兄弟，不約而同地踏上了電影路，在國內外為「電影」這志業分進合擊，他們是李安與李崗。哥哥李安沉靜儒雅，獲獎無數的他，早已是世界影史上不可抹滅的名字，近期也致力將國外資源、制度導入台灣電影界；弟弟李崗風趣幽默，他跑過船、擺過地攤、做過風光無比的貿易商，卻也在陰錯陽差之下成了電影人，目前是「安可電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執導過《條子阿不拉》，在多個國際影展上獲得好評。除了經營自己的電影事業之外，他也是哥哥李安在台灣最強大有力的後盾，舉凡《色戒》的台灣選角、《少年Pi的奇幻漂流》於台灣拍攝外景，細緻的協調、組織工作，李崗絕對功不可沒。

兄弟情深

        李崗生於民國四十六年，比李安小三歲。名字裡的「崗」字，是父親當年任職於花蓮師範學院，校歌裡「花崗山上，太平洋邊」的典故。幼年時，兄弟倆富表演天分，是校內風雲人物：李安很早就展現了戲劇方面的才華，在國小就能自導自演簡單的話劇；在軍方「藝工隊」到校巡演時，節目結束後大家總會起鬨要兄弟倆上台唱歌。花蓮的好山好水、較為美式、注重群體生活的師範教育，陪伴他度過了一段愉快的童年時光，一直到他要上小學二年級時，才因為父親李昇到南二中任職的緣故，舉家遷到台南。

李崗回憶起小時候到台南的同學家玩，同學父母親不是說台語，就是說日本語，和過往的眷村環境大不相同；盛行斯巴達式教育，常常體罰孩子。「台南很台灣，又很日本、食物很好吃。」這是李崗對於台南的第一印象。對李安來說，到台南生活反倒意味著童年時光的終結——李安轉到台南後正逢國小五年級，面臨著初中聯考的巨大壓力，總是活在被打的恐懼裡。幸好，因為李安講得一口字正腔圓的國語，是演講比賽的常勝軍，也藉此建立了自信心。李崗回憶起當年轉到南師附小，只上了第一堂體育課就被叫回家、下午再轉到公園國小，因南師附小不打小孩、補習風氣不盛，左鄰右舍又告訴母親不打就考不上初中。「那時候會把水桶罩在孩子頭上、老師拿木棍敲打；考不好會被羞辱，男孩掛著『我是豬』的牌子跪在女生班前面……」時光匆匆，李崗談起過往的體罰經驗與聽聞，卻是仍然歷歷在目，聽來令人髮指。幸好，在初中聯考廢除之後，李崗也在國小五年級下學期轉回南師附小。

「我小時候最想當飛行員。」李崗回想起童年的夢想，眼中仍是流露出無盡的嚮往。到初中畢業之前，李崗一直和哥哥同睡一張床，每天睡前，李崗都要哥哥為他說戰鬥機飛行員的故事。戒嚴時代沒有太多娛樂，小說和電影成了兄弟倆生活中最重要的調劑，愛看小說和電影的李安，有豐富的創造力，每天都樂此不疲地為弟弟「掰」故事，有音樂天分的李安，還會用直笛吹一曲＜萬里長城＞做「主題曲」，再開始說故事。若是李崗對於劇情走向、人物設定不滿，也會和哥哥「討價還價」。這段甜蜜的回憶，或許也是促使李崗拍攝以戰鬥機飛行員為主角的《想飛》的動機之一吧！

李崗指出，李安在《色戒》中拍出人性演變的三個過程：從天真爛漫、充滿理想的大學生鄺裕民，殺了第一個人之後心境轉變，變成老吳，到歷經腥風血雨、自己也變得陰狠狡詐，是易先生。「李安現在比易先生還易先生，但他怎麼還是鄺裕民？」李崗覺得，身處電影工業中，面對龐大的名利，李安仍能保有那份赤子之心，是難能可貴的事。或許，李安心裡還是住著那位在童年時，天馬行空地為弟弟「掰故事」的小男孩，所以在他的電影中總能找到純真的那一面吧！

無色無味的負荷——父愛

        《推手》、《喜宴》與《飲食男女》是李安開始名揚影壇的三部劇情長片，這三部影裡，每位父親的形象都是沉默的、與叛逆的兒女之間有距離、萬分關心兒女，卻拙於表達。李安可說是用這三部戲交代、處理了自己與父親的關係。看似「坐如鐘、立如松」，沉穩有威嚴、頂天立地為家人擋下一切風雨的父親，其實把苦楚都往腹裡吞。

        李崗回憶起小時候一家人吃飯的場景：每天一定要準時開飯，碗筷擺法也馬虎不得，父親坐主位，接下來是長子、次子，媽媽和姐姐們坐在後頭；管家還須得等父親用完餐後，才能上來吃飯。父親和家人的關係是「上對下」的，家中「縱向」的規則、訓示由父親主理；「橫向」的情感連結、照護則是母親的工作。「有一次，全家到花蓮鯉魚潭玩，李安掉了下去，媽媽明明不會游泳，也不知道潭有多深，也『噗通』跟著跳下去要把李安救上來。」談起母親，李崗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對兒女們不計代價的付出。李崗覺得父愛與母愛大不相同，母愛是感性的、無條件的愛；而父愛是理性的，伴隨著愛而來的是責任。

        「我父親是個很好的行政人員。全家出去玩的時候，他最高興的就是五點準時回到家，跟我們說：『看吧，我說五點回家就是五點回家！』看到Everything on schedule是他覺得最有成就感、最好玩的事情。」在李崗印象中，父親是個十足「無趣」的人，他從父親身上學到最多的是「身教重於言教」。父親詩詞歌賦樣樣精通、律己甚嚴，「吾日三省吾身」，每天都會寫日記、練字，也因為從小耳瀆目染這樣的習慣，李安在拍攝《臥虎藏龍》時，也認真要求演員每天練字定心。李昇教育孩子們的方式也非常特別，他會以書法在紅紙條上寫下中國做人做事、感恩惜福的道理到處張貼。「這些都像道士的符一樣，鎮人心中的妖」李崗活潑地比喻。「管好自己往往是最難的事」，李崗認為，中華文化「自省、自律」的傳統非常重要。

高中時，哥哥李安進了台南一中、李崗進了台南二中。在父親的「地盤」下念書，李安倍感壓力，尤其校內教師子弟的課業表現都相當優異，李安的成績自是大家關注的重點。成績優異的李安，在校內模擬考總能考到全校前五名，但因為是長子、背負著很高的期望，以致於兩次大學聯考都表現失常。「考數學時緊張到半個小時看不見一個字。」李崗轉述哥哥當年的情況。百般無奈之下，父親讓李安去唸台灣藝專影劇科。輪到李崗考試時，李崗也因為搞錯第一堂的國文科考試時間、未畫完卡而表現失常，接連著也影響到第二堂數學科的表現。重考一年後，李崗考上海洋大學航海系。「因為唸航海系可以在當兵之前出國去玩！」李崗風趣地說出了當時天真的想法。

        「婊子無情，戲子無義」的觀念深植於上一代人的心中，「導演」對他們來說並不是件正經的工作。李崗回憶：「父親曾說過，最討厭演員與船員。」但是造化弄人，老天真是對李昇開了個大玩笑！在當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社會風氣之下，兄弟倆的選擇可說是離經叛道、跌破眾人眼鏡。「父愛是有責任感的。」兄弟倆長期處於被期待要光宗耀祖、光耀門楣的目光之下，李崗說：「被父親愛是很累的。」

其實，李安想當導演、李崗想跑船，都是對於自由和浪漫的嚮往。但李崗也坦言，跑船一跑才知道不是那樣海闊天空、電影也不是成年人的童玩世界。「人是很矛盾的，人都想飛高飛遠，但像風箏一樣，線斷了是很徬徨的。」，李崗認為：「人一輩子就是在自由和責任中衝突。」如何平衡自由與責任，是人一輩子必須面對的功課，這段沉重的父愛，或許也是李安與李崗修練成為一個電影人的必經道路吧！

肩著使命感與道統拍電影

「我是電影的一部分，不是電影是我的一部分。」出身書香門第，深受父親士大夫觀念影響的李崗，雖是電影人，卻絲毫不居功，更對大環境懷抱著使命感，不但嚴格要求自己做電影的手法，也對台灣電影產業有深切的期許。「台灣新寫實電影都是個人成長記憶的東西，無法成為商業電影。」李崗認為，台灣電影技術和人力素質都很好，最大的問題在於「內容」。這是台灣電影的瓶頸，過往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楊德昌導演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還有時代的厚度，但現今過於個人化的電影題材，難以引起觀眾共鳴，這是李崗最為憂心的部分。對於「內容」的講究，在李崗導演、製作的電影裡體現在繁複的考據工作中。「這是做東西的態度，要尊重自己的東西，否則沒有公信力。」李崗更指出：「李安拍《理性與感性》時，連狗都要考證！」對於台灣電影製作團隊普遍不重視考據工作，李崗感到十分焦慮。

「真誠比真相重要。」做過編劇、監製、導演，跨足劇情電影與紀錄片製作的李崗導演，一語驚人地這樣告訴我們：「電影是個假象，紀錄片更可怕。」人只要知道有攝影機的存在，就是操縱和表演，觀眾只能看到「觀點」，「真相」是不存在的，端看話語權在誰手中。也因為電影影響力極大，電影創作常是掌握解釋權的途徑之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李崗導演也嚴格要求自己、勉勵後輩，對於歷史事件的處理要謹慎小心，不要操縱別人的情緒和記憶。

        飽讀詩書、出口成章的李崗導演更引用《論語》中的句子，來闡述他理想的工作關係：「與人謀而不忠乎」即是獲得投資者的資金，便要做到對投資者承諾的事項；「與朋友交而不信乎」指的是要善待工作人員，建立團隊之間的信任關係；「傳不習乎」便是指技術上要有進步。溫文儒雅，講話時常引經據典的李崗導演，並不是個食古不化的老古板，在通盤理解這些經典之後，都能擁有一套身處現代社會的全新解釋。

        「人最難的是找到自己，除非有絕對的天份。」從船員到導演，兜了一大圈之後才找到自己真正的快樂是「拍電影」，李崗導演一直很喜歡「夢工廠」這個中文翻譯，電影的確就是個做夢的工程！做夢是浪漫的；工程是實際的，電影人們小心翼翼地平衡這兩種元素，精煉出一幕幕感動。「人一生要浪漫，可是不可以天真。人沒有浪漫是黑白的，但執行時不可以天真。」回首漫漫電影路，李崗提醒我們，永遠要有一顆浪漫的心和一雙勤勞務實的雙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