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 4月 27, 2012

There is a light that never goes out



  「彷彿進入了某個烏托邦,人們彼此相愛。」在《自由之夏》裡讀到這麼一句話,而我何其有幸,在許多個耽溺於交誼廳不忍離去的日子裡,的確有這麼一群人給我相似的感受:他們接受、擁抱你的稜角與銳氣,託付靈魂與記憶予彼此,進而一同創造許多共同回憶,好的壞的皆然。多數因學生自治、議題討論與音樂結識的我們,在談著政府如何不義、獨立\另類音樂如何動人的同時,藏於理想主義與反骨之下的,其實不過是一個個不安躁動的靈魂,希望被了解、接納、擁有屬於自己的一個團體。我何其有幸,在學院遇見了你們。

   我想我很難忘記發生在實齋交誼廳裡的那些動人片段:有時是冗長繁複、你來我往針鋒相對的社團行政會議抑或各式議題討論,即使偶爾意見相左爭得面紅耳赤,隔天過後仍是親密戰友;有時坐在桌邊睜大眼看著友人翻動平底鍋,如魔術師般一揚手就變出一桌好菜,自己只能摸摸鼻子,認份地在飽餐過後肩起洗碗場復的責任,心裡既是艷羨嫉妒又是感激;有時搬出小收音機,播放著甫入手的唱片或現今難得一見的陳年舊作,佐以透明澄澈的酒精入喉,任其燒灼喉管與理智,暈眩過後索性躺到書房呼呼大睡,在心愛的人們面前總是能夠安心沉沉睡去;有時是行動前夕,眾人七手八腳地剪剪貼貼、塗塗改改製作標語、用大白板跑細流、沙盤推演,氣氛凝重卻又不時夾雜爛梗添加笑料;有時拿著牌卡各自運籌帷幄於三國殺、矮人礦坑、魔城馬車等桌上遊戲中,一晃眼就是兩三小時,偶爾大燈無預警地瞬間暗去,我們搬來小夜燈繼續挑燈夜戰,不分出勝負絕不善罷甘休。那是多麼荒唐美好的青春歲月。

   年輕的革命者(我們曾經或者正如此自栩)總是與世界扞格不入,與主流價值拉扯對抗偶爾覺得疲憊困頓,但幸好避風港就在不遠處,真好。僅獻給曾一同歡聚於交誼廳一隅的罕見後現代文青\憤青們(他者如是說)與我們記憶中總是燈火通明、笑語不斷的實齋交誼廳,There is a light that never goes out,我們都喜愛的英國樂隊The Smiths這樣唱著。說我愛你們太矯情,但是啊,如果沒有你們、沒有學院,真不知道我的大學生涯會失色多少。


(本文同步刊登於實齋生活.誌)

星期五, 4月 06, 2012

2012 Janaury--March

2012的第一季,沒有什麼註解好下,認真生活吧。


2012/01/01 進入傳說中的末日,跨年那一刻獨自在宿舍裡度過,施放煙火時看著遠遠綻放的煙花流淚,仍是L的緣故。買了一瓶Prime Blue用以取暖或使自己暈眩。

2012/01/13 二十一歲生日,十二點那瞬間莫名與208全寢成員一起在肥仔龍鐵板燒裡渡過。第二個生日願望在生日隔天破滅。

2012/01/14 首投族。

2012/01/18 和畢業後就一直沒見的旻函去買Radiohead票,看《痞子英雄》。

2012/02/03 和H去駁二看2012高雄設計節,吃到久違的丹丹漢堡。

2012/02/09 與R長談,有時候我們執著與愛的是愛著那一個人的我們自己。我執與愛只是一線之隔。

2012/02/10 和貓頭鷹去吃Viola,喝河堤上的貓。

2012/02/12 台北找I,Flugel非常好吃。逛個體戶。海邊的卡夫卡訪拍謝少年。買到透明雜誌團踢。

2012/02/13--2012/02/15 H來新竹,畢業六年後終於一起喝到梅子可樂了,情人節睡掉大半天。和B三人一起徹夜長談,那些關於我們過去如何被塑造,與現在的樣子,未來一片茫昧。

2012/02/17--2012/02/19 台中行:中興大學、九號貓巷、忠孝夜市(對地瓜球難以忘懷)、廢了十年倉庫派對(第一次看到珍妮本人耶,正翻了!)……

2012/02/20 開學,本學期比較有意思的事是開始跟專題、旁聽社文所碩班課程。

2012/02/27 來不及呼喚名字的貓咪,離開了。

2012/03/02--2012/03/04 梅竹賽,采姿來新竹(進清大後首次看梅竹賽現場)。

2012/03/10--2012/03/11 大港開唱

2012/03/13 荷索影展《天譴》

2012/03/17 荷索影展《Nosferatu the Vampyre》

2012/03/23--2012/03/24 大甲媽祖遶境(起駕)

2012/03/28 台北市政府強拆士林王家

2012/03/31 荷索影展《史楚錫流浪記》

星期二, 4月 03, 2012

NYU Stern:Volatility

http://video.ft.com/v/62063395001/NYU-Stern-Volatility

  This article is a speech mainly about volatility of financial markets, which was gave by Robert Engle, a professor of finance at the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of NYU and also the winner of the Nobel Prize for volatility research in 2003. He uses lots of graphs to demonstrate his ideas and conclusions to us. It’s a great video which not only gives us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volatility but also lets us have a brief understanding about how a professor of finance gives speeches to his students in America. It’s very different from our experiences in Taiwan.

  It seems like most of students studying finance have strong interests in discussing how to use all kinds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to make money, but what interests me the most is how volatilities change across different countries. Volatility is such an important index which points out a country’s financial condi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news is sound or not.
  
  As a student studying finance in Taiwan, a relative democratic country which is also highly influenced by Capitalism, we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what we can gain through financial markets but also think about what we can do for the Asian financial market in such an awful period. Gradually improve our ability in financial event analyzing and keep absorbing information in different aspects is important.

星期一, 4月 02, 2012

關於社運


  我不當人們口中稱謂的社運份子已經很久了。

  或是說,我從來就不是。一個人是不是社運份子,從來就不是透過個人在臉書上大聲宣告、參與一兩場遊行的行為就能夠定論;同樣的,也不是他人透過一兩篇文章就能指認出來,況且對文章的解讀還有誤解之嫌(雖然後現代主義主張「作者已死」,但我還是肯定重複辯證、捍衛自己的理念的價值)。

  我覺得為此書寫一篇文章有點可笑,但我必須記錄下我的轉變,同時也回應校園版上關於都更議題已然失焦的討論。我真的覺得大家討論「Canarychun是不是社運份子」這問題就跟當年討論「Fda是不是免洗帳號」一樣無謂。周遭朋友覺得心疼,因我直接被指涉為「正義狂熱」,但我並不是特別在意,熟識我的人總會明瞭。

  我一直不太害怕別人如何指涉我,特別是與我價值相異許多的人們。在廣場與街頭上的經驗讓我明瞭面對世界的責難一點也不困難──真正困難的是,如何不被這些責難說服。大部分的時候的我如患了失語症一般,戴起耳機隔絕世界。我不願意傳教(不管是我相信的正義公理抑或是我熱愛的生活元素,我承認我多數時間被動地等待別人與我開啟對話,或者我根本懶於對話,那太消耗),我喜歡悠遊在有許多與我頻率相合的場域裡:談論酒精、英式搖滾、後龐克、台灣獨立音樂、美食(特別是帶點台南味的)、電影、吳明益的小說與夏宇的詩。

  我想那才是我真正的樣子。當然你也可以與我談論衍生性金融市場、學生自治、社會議題,但那對我來說,至少「現在」的我來說,都已是生活的剩餘。我的生活在革命之前,而我同時要求自己在生活之時要看得見他人的苦痛。

  關於革命,我曾嚮往、我曾涉入、我曾離開並且怨恨,怨恨革命也怨恨離開的自己,而現在我似乎找到一個平衡點,我希冀在此不會崩頹。關於嚮往,我想不必多說,慘綠少年少女們總是有一顆偏左的心;關於涉入,我更不想談,為此付出許多的人們以比皆是,關公面前耍大刀總是愚蠢狂妄。另外,對我個人來說,特別去談多少參與、談擁有過什麼頭銜總像是為自己貼上「改變世界」的神聖標籤,不值為此沾沾自喜。

  我花了近一年不斷自我辯證離開、怨懟這場域的理由,自剖為何熱情不再比當年以任何形式與他人對話、希冀別人接受自己信仰的價值還要痛楚。「我怎麼會變成一個沉溺在小情小愛裡的人?」我不斷問自己。看著川本三郎的《我愛過的那個時代》,我以為我的焦慮與他同樣來自眼睜睜看著自己全心信仰的事物崩壞殆盡並滿手腥臭,當年的野草莓世代有部分人的確是這樣被傷害的:看見自己信仰的事物一點一滴參雜入塵土,然後腐敗成一罈酸啤酒。我以為我的怨恨傷痛來自看見過往所謂「革命夥伴」開始為自己政治生涯舖路,在臉書的職務欄位細細密密填上了許多頭銜、開一本相簿專門放他與社運前輩合照(彷彿顯得有許多人為他背書:這是改變世界的熱血青年哪)、記者會時搶著發言完全不顧主辦單位預先排定的順序和名單、晚會結束收尾時卻一溜煙不見……。後來,我明瞭外界強加的既定印象與個人行為都不是構成這理想世界傾頹的主因,主因是我不斷看見,一群所謂「被主流價值排擠」的人建立起新的主流,開始製造新的邊緣。公共事務的參與一不小心就會走進霧中:我們都從反叛開始,但一分神,反叛成為反動,忘記叛逆終究是為了建置另一種生活的可能,不是為了滿足自己改變歷史的慾望。一面倒的公眾討論粗暴血腥,如何拿捏宣揚理想與扭轉他人想法令我焦慮。

  於是選擇離開,越來越遠,轉身泡在搖滾樂裡,看著與我越來越遠的人,有時感到傷感。

  搖滾樂或許有魔力。極不可思議地,最後我竟在搖滾樂裡找到重新革命的理由。在某一刻瞬間被點醒:搖滾樂不會改變世界,搖滾樂改變的是你看世界的方式。曾與我一起在音樂祭裡衝撞的朋友對我說「搖滾樂的確改變了世界,但那是我們的世界。這是我們值得慶幸的,也憂傷的,我們總要回歸那沒有被改變的世界裡。總有一天要回到那裏,帶著搖滾樂的信念。」

  就因為這句話,還有去了士林王家抗議現場的學弟們的眼神,我知道我必將回到這裡,繼續革命。我仍信仰格瓦拉,信仰搖滾樂。

  這是一篇張狂記事,天曉得我會得罪多少人,但我覺得你如果喜歡這首歌,我們一定是朋友。



  唔,我自首,那些討人厭的聲音是我。
  
  附上歌詞:

  反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曲:Ian 詞:Tzara 編曲:FLAT CLUB

  灰色模糊地帶
  看不清才透明
  於是置身事外
  不再遺憾

  只管裝瘋賣傻
  小聰明
  至少不用愧對我自己

  該拋開的不只是當下而已
  重新來過也不用感到非常可惜
  快樂不過只是避免痛苦而已
  就走吧
  因為這樣才能夠看清

  沒什麼好掛念
  沒什麼好道别
  扭扭捏捏又在虛榮作祟

  曾經擁有什麼
  遺忘什麼
  現在不是時候想這些

  該拋開的不只是當下而已
  重新來過也不用感到非常可惜
  快樂不過只是避免痛苦而已
  就走吧
  因為這樣才能夠看清

  換一條路線
  領略新的視野
  越過了囹圄
  擁抱風光明媚
  你不能明白
  我在對抗什麼
  那也不過只是
  一種斯德哥爾摩症候作祟

星期日, 4月 01, 2012

永遠的邊緣人:《史楚錫流浪記》



  1977年的《史楚錫流浪記》之所以廣為人知的原因莫過於它是英國後龐克樂隊Joy Division主唱Ian Curtis自殺前夜的最後凝視,多麼美麗的巧合!又高又瘦,在《Control》裡獨自為自己塗上慘白塗裝、總是帶著強烈與世界疏離感的慘綠少年Ian Curtis和《史楚錫流浪記》的主角有那麼一丁點相似之處:他們都覺得與世界格格不入。片中飾演主角的素人演員史楚錫臉上始終掛著一股憨直迷人的笑容,但在那笑容背後卻是一個痛苦無奈的靈魂。在現實生活裡,一如片中的史楚錫,是個流浪四方賣藝的社會邊緣人。

  「我的角色沒有影子,他們都來自黑暗世界,這樣的人物自然沒有影子。光使他們疼痛,他們默默地在那裡,然後消失。我的電影是由異常強烈的迷戀所產生而成,而且我知道:我看到人們尚未看到和尚未認知的事物,憑藉著創造、幻想和虛構,我變得比那些官僚還要真誠些。」德國新電影導演Werner Herzog如是說。

  Werner Herzog善於捕捉那些關於被社會遺棄、任其自生自滅的邊緣人身影:《侏儒流氓》裡的暴力侏儒、《陸上行舟》裡的音樂偏執狂、《灰熊人》裡希冀與大灰熊交流的精神病患者。《史楚錫流浪記》也不例外,盡述了三名德國流亡者在美國的命運與最終在唯利是圖的社會裡難以找到自身位置的悲劇:街頭賣藝的Bruno與妓女Eva、年逾花甲的鄰居Scheitz在德國柏林飽受惡霸欺凌,遙遠的美國提供他們一個烏托邦式的幻想,於是三個人便一同去了美國。Bruno在修車廠裡謀得一職、Eva當上餐廳服務生,老鄰居則開始進行科學研究。一開始看似前途似錦,最後仍發現理想國的真實生活日漸頹敗:無法償還貸款的三人再度失去了房屋,解放後的妓女重操舊業,年邁的Scheitz在夥同Bruno搶劫銀行後鋃鐺入獄,而Bruno則在如童話般的廢棄遊樂園纜車上開槍結束自己的生命。人們如此脆弱,不管是處在剛從納粹世界被解放的西德抑或是資本主義下自由民主的美國,渺小的人類一轉眼就消逝在大環境的洪流之下。

  陰鬱絕望的這部電影,卻有著異常歡樂甜美的配樂,導演以兩類電影配樂交錯烘托:在柏林時期,主要由流浪歌者的街頭音樂與些許古典樂交織而成;到了美國之後則轉變為Chet Atkins柔和夢幻的鄉村音樂,像是資本主義笑裡藏刀的陷阱。

  在平鋪直敘的故事裡,處處充滿具象徵性的符號與值得咀嚼的橋段。「在沒有皮鞭與毆打之後,在失去暴力的物理形式之後,你永遠不知道有什麼樣的命運後面在等待著你,而你踏入的才是更純粹的暴力之中。」Bruno拿著扭曲的人偶對著Eva說,而那無疑是三人為脫離在德國酗酒與暴力毆打的生活而起身追尋美國夢,卻墮入真正的後現代恐怖之中的讖語。電影尾聲以動物來比擬資本主義中盲目行動的人類行為更是令人震撼:看到光就馬上跳到玩具救火車上的兔子、隨音樂不斷跳舞的雞(在Bruno啟動開關跳了一會兒後,牠竟也神經質地不斷觸動開關,讓自己跳個不停),似是以另一種形式重新訴說了Bruno三人的故事:大環境不斷推著人們向前,時代的巨輪無情地輾壓我們,沒有人確切明瞭自己在做些什麼,只能機械般地被不斷被自己創造出來的事物與制度奴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