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當人們口中稱謂的社運份子已經很久了。
或是說，我從來就不是。一個人是不是社運份子，從來就不是透過個人在臉書上大聲宣告、參與一兩場遊行的行為就能夠定論；同樣的，也不是他人透過一兩篇文章就能指認出來，況且對文章的解讀還有誤解之嫌（雖然後現代主義主張「作者已死」，但我還是肯定重複辯證、捍衛自己的理念的價值）。
我覺得為此書寫一篇文章有點可笑，但我必須記錄下我的轉變，同時也回應校園版上關於都更議題已然失焦的討論。我真的覺得大家討論「Canarychun是不是社運份子」這問題就跟當年討論「Fda是不是免洗帳號」一樣無謂。周遭朋友覺得心疼，因我直接被指涉為「正義狂熱」，但我並不是特別在意，熟識我的人總會明瞭。
我一直不太害怕別人如何指涉我，特別是與我價值相異許多的人們。在廣場與街頭上的經驗讓我明瞭面對世界的責難一點也不困難──真正困難的是，如何不被這些責難說服。大部分的時候的我如患了失語症一般，戴起耳機隔絕世界。我不願意傳教（不管是我相信的正義公理抑或是我熱愛的生活元素，我承認我多數時間被動地等待別人與我開啟對話，或者我根本懶於對話，那太消耗），我喜歡悠遊在有許多與我頻率相合的場域裡：談論酒精、英式搖滾、後龐克、台灣獨立音樂、美食（特別是帶點台南味的）、電影、吳明益的小說與夏宇的詩。
我想那才是我真正的樣子。當然你也可以與我談論衍生性金融市場、學生自治、社會議題，但那對我來說，至少「現在」的我來說，都已是生活的剩餘。我的生活在革命之前，而我同時要求自己在生活之時要看得見他人的苦痛。
關於革命，我曾嚮往、我曾涉入、我曾離開並且怨恨，怨恨革命也怨恨離開的自己，而現在我似乎找到一個平衡點，我希冀在此不會崩頹。關於嚮往，我想不必多說，慘綠少年少女們總是有一顆偏左的心；關於涉入，我更不想談，為此付出許多的人們以比皆是，關公面前耍大刀總是愚蠢狂妄。另外，對我個人來說，特別去談多少參與、談擁有過什麼頭銜總像是為自己貼上「改變世界」的神聖標籤，不值為此沾沾自喜。
我花了近一年不斷自我辯證離開、怨懟這場域的理由，自剖為何熱情不再比當年以任何形式與他人對話、希冀別人接受自己信仰的價值還要痛楚。「我怎麼會變成一個沉溺在小情小愛裡的人？」我不斷問自己。看著川本三郎的《我愛過的那個時代》，我以為我的焦慮與他同樣來自眼睜睜看著自己全心信仰的事物崩壞殆盡並滿手腥臭，當年的野草莓世代有部分人的確是這樣被傷害的：看見自己信仰的事物一點一滴參雜入塵土，然後腐敗成一罈酸啤酒。我以為我的怨恨傷痛來自看見過往所謂「革命夥伴」開始為自己政治生涯舖路，在臉書的職務欄位細細密密填上了許多頭銜、開一本相簿專門放他與社運前輩合照（彷彿顯得有許多人為他背書：這是改變世界的熱血青年哪）、記者會時搶著發言完全不顧主辦單位預先排定的順序和名單、晚會結束收尾時卻一溜煙不見……。後來，我明瞭外界強加的既定印象與個人行為都不是構成這理想世界傾頹的主因，主因是我不斷看見，一群所謂「被主流價值排擠」的人建立起新的主流，開始製造新的邊緣。公共事務的參與一不小心就會走進霧中：我們都從反叛開始，但一分神，反叛成為反動，忘記叛逆終究是為了建置另一種生活的可能，不是為了滿足自己改變歷史的慾望。一面倒的公眾討論粗暴血腥，如何拿捏宣揚理想與扭轉他人想法令我焦慮。
於是選擇離開，越來越遠，轉身泡在搖滾樂裡，看著與我越來越遠的人，有時感到傷感。
搖滾樂或許有魔力。極不可思議地，最後我竟在搖滾樂裡找到重新革命的理由。在某一刻瞬間被點醒：搖滾樂不會改變世界，搖滾樂改變的是你看世界的方式。曾與我一起在音樂祭裡衝撞的朋友對我說「搖滾樂的確改變了世界，但那是我們的世界。這是我們值得慶幸的，也憂傷的，我們總要回歸那沒有被改變的世界裡。總有一天要回到那裏，帶著搖滾樂的信念。」
就因為這句話，還有去了士林王家抗議現場的學弟們的眼神，我知道我必將回到這裡，繼續革命。我仍信仰格瓦拉，信仰搖滾樂。
這是一篇張狂記事，天曉得我會得罪多少人，但我覺得你如果喜歡這首歌，我們一定是朋友。
唔，我自首，那些討人厭的聲音是我。
附上歌詞：
反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曲：Ian 詞：Tzara 編曲：FLAT CLUB
灰色模糊地帶
看不清才透明
於是置身事外
不再遺憾
只管裝瘋賣傻
小聰明
至少不用愧對我自己
該拋開的不只是當下而已
重新來過也不用感到非常可惜
快樂不過只是避免痛苦而已
就走吧
因為這樣才能夠看清
沒什麼好掛念
沒什麼好道别
扭扭捏捏又在虛榮作祟
曾經擁有什麼
遺忘什麼
現在不是時候想這些
該拋開的不只是當下而已
重新來過也不用感到非常可惜
快樂不過只是避免痛苦而已
就走吧
因為這樣才能夠看清
換一條路線
領略新的視野
越過了囹圄
擁抱風光明媚
你不能明白
我在對抗什麼
那也不過只是
一種斯德哥爾摩症候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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